析宋代“稻麦二熟”说

提要：宋代南方地区稻作和麦作都得到了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稻麦复种。然而，稻麦复种在宋代的发展还是有限的。检讨前人用以证明宋代稻麦复种的资料，一些用来证明稻麦复种的史料并不成立，尚不足以得出宋代稻麦复种有“较大发展”，或“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的结论。稻、麦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异地而植，一般为高田种麦，低田种稻。最初的稻麦复种可能出现在麦田上，这是宋代稻作由低田向高田发展的产物。宋代稻麦复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

所谓“稻麦二熟”是指在同一块田中，水稻收获之后种麦子，麦子收获之后种水稻。它的实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是技术和经济的一大进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其表现之一就是粮食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有学者认为，宋代粮食产量的提高得力于复种指数的增加，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江流域及太湖地区的稻麦两熟制。[①]然而，宋代的稻麦二熟制的普及程度到底如何？它在粮食生产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怎样评估宋代长江流域的稻麦二熟制呢？目前学术界尚存在着分歧。

有学者根据云南地区在唐就已出现稻麦二熟制的事实推测，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稻麦二熟已较为发达。甚至认为，稻麦复种技术，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在长江流域少数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则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地域主要是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进一步扩大。宋代以来，直到近代，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区的扩大，正是以此为基础。[②]但也有人认为，云南地区稻麦二熟制的实施，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江南的情况与云南不同，不能根据云南地区在唐代出现了稻麦二熟制就进而推断，江南地区已普遍实施了稻麦二熟制。[③]最近又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下游的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南宋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④]“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⑤]

的确，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麦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史书上经常引用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的一句话，“极目不减淮北”来形容当时南方麦作的盛况。但是麦作的发展并不等于是稻麦二熟的发展。同时，麦作在南方发展程度到底如何？“极目不减淮北”是南宋初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还是宋代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南方自古以水稻生产为主，在此基础上，麦在南方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稻麦二熟的形成。稻作的存在有利于稻麦二熟的形成，但同时也阻碍着麦作在南方的发展。特别是要将稻田改变成麦地，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经济技术，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因素。众所周知，水稻属于水生作物，麦子则是旱地作物，要使水稻收割之后及时地种上麦子，必须排干田中积水，同样，要使麦子收割之后，及时地种上水稻，也必须解决灌溉问题。也许对于江南这样一个水稻主产区来说，由于水源充沛，灌溉不成问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水稻收之后的稻田排水。而把这些问题和困难都解决之后，又会出现遇到季节上的矛盾。因为麦收之后种稻，水稻收割之后种麦子，互相之间留给对方的有效生产时间不多，这又涉及到种子、劳动力的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物力，特别是土壤肥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稻麦二熟的普及和推广程度。还有一个大田种植技术以外的问题，即粮食生产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江南自古饭稻羹鱼，不习惯麦食。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这种饮食习惯也影响到麦作在江南的发展。在研究宋代稻麦二熟制时，必须对上述因素加以通盘的考虑。

宋代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历史原因，稻麦复种还是有限的。文献中所看到的稻麦二熟，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稻麦在同一块田地中轮作复种的结果，而是因地制宜，宜稻则稻，宜麦则麦的产物。宋代麦作在南方的发展，对于复种指数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促进南方山地和坡地的开发和利用，这些原本不宜种稻的土地，现在种上了麦子，对于粮食总量的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稻麦复种也主要分布所谓“高田”。

麦类原是种植于北方的旱地作物。虽然引入南方的时间较早，但分布不广，种植也不多。东晋南朝，麦类在江南地区有所发展。入宋以后，由于习食面食的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因而促使小麦在南方的大发展。不仅长江流域广泛种植小麦，就是在气候炎热的珠江流域也推广种植麦类。

淮南距北方最近，自然条件相当，麦作发展最为迅速。戴复古（1167—1249或更后）在《刈麦行》诗句中“我闻淮南麦最多”[⑥]句，足为佐证。其次是长江下游地区，现存宋代江浙两省的地方志如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乾道《临安志》、宝祐《琴川志》、淳祐《玉峰志》、绍定《吴郡志》上都有麦类的记载。麦类中不仅有小麦和大麦，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再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南等地也有麦类的种植。《宋史·食货志》说：“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数郡宜麦。”陈了翁在“自廉到郴”诗中有“瘴岭只将梅作雪，湘山今见麦为春”[⑦]的诗句，证明当时郴州一带山地上有麦的种植。麦这时亦被推广到岭南，北宋时，已“诏岭南诸县令劝民种田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北宋初年，陈尧佐出任惠州知州，当时“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二麦之类，益民弗知有也。公始于南津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⑧]惠州博罗有香积寺，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苏轼在游此寺时，就曾看到“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⑨]岭南的连州、桂林等地也有麦类种植。吕本中在连州有诗云：“今年饱新麦，忧虑则未已。”[⑩]范成大在桂林也留下了“秀麦一番冷，送梅三日霖”[11]的诗句。

麦作随着两宋之交的人口大量南迁，在南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宋之交，北方人大量南迁，将食麦的习惯带到了南方，使得原来产麦不多的南方，麦价上涨，加上客户可以独享种麦之利，于是种麦一度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据当时人的记载，麦类在南方的分布，当时已到达江、浙、湘、湖、闽、广等地。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12]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这个记载中没有提到四川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四川田土无不种麦”。[13]各种迹象表明，南宋之后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随着麦作的发展，麦类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中也开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范成大有诗云：“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14]可见当时二麦已成稻农之家数月之食，二麦的丰收也因此称作“小丰年”。在水稻因干旱等原因导致歉收的情况下，更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北宋初年杨亿在《奏雨状》中提到浙东处州的情况，说：“本州自去年已来，秋稼薄熟，时物虽至腾踊，人户免于流离，爰自今春雨水调适，粟麦倍稔，蚕绩颇登，餱粮渐充，菜色稍减。”[15]麦子不仅缓解了粮食紧张的状况，麦子的收成还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粮价。[16]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除了上文所说人口南迁，北方人将面食习惯带到了南方，使社会对麦的需要量增加、麦价猛涨，种麦的利益超出种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南方出现了“竞种春稼”，“不减淮北”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同政府及一些地方官吏的提倡也不无关系。据《宋史·食货志》载，宋政府十分重视在南方推广种植麦类等旱谷：北宋初年，“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南宋时亦屡有诏下，劝民种麦，孝宗淳熙七年(1180)，“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宁宗嘉定八年(1215)，又“诏两浙、两淮、江东西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稻田种麦不收租赋，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种麦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一些地方官也劝民种麦，晓以利害，以提高农民对种麦之利的认识。如《宋史·食货志》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已有”。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文中说：“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麦秆，当初夏无人入山樵采之时，可代柴薪，是麦之所收甚多也。”[17]方大琮《将乐劝农文》也说：“汝知种麦之利乎？青黄未接，以麦为秋，如行千里，施担得浆，故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18]这是促进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自然条件来看，南方地势低洼，雨量充沛，总体上说来是宜稻不宜麦，但在一些排水条件较好的丘陵缓坡地带，及干旱少雨年份，麦作可能比稻作有更好的收成。也说是说，不宜种稻的地方或年份往往适宜于种麦。这也就是宋代各级政府在干旱之年极力推广种麦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便有“杂种五谷，以备灾害”的传统。宋代的许多劝农文都劝告农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又“有水者为田，其无水之地可以种粟麦……粟麦所以为食，则或遇水旱之忧，二稻虽捐，不至于冻馁也”。[19]而在干旱的年份，水稻歉收，地方官员们更致力于种推广麦类杂作。比如，《宋史·食货志》载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于“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有时这种作法的确可以起到救荒的作用。元代江西抚州人危素（太朴，1303-1372）在《暮冬》一诗中写道：“种稻南谷口，凶岁囷仓虚，晚值老农语，出口三嘻吁，幸有髙亢田，种麦给群需，有麦且勿忧，无麦将焉如。”[20]

麦作在南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麦子本身。由于麦子可以越冬，可以利用秋收之后，空闲的土地进行种植，并且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收成，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这对于过去单纯种稻的稻农来说，无疑是个额外的收成。而当这种收成成为一种依靠，一种指望，稻收之后种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欲罢不能。[21]这也就是稻麦复种在南方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使得原来农业景观较为单一南方地区，同时出现了稻、麦两种景观，尤其是在阴历四五月份麦子收割，水稻移栽的季节。这在宋人的笔下多有反映（参见表1）。

稻麦景观的同时存在，为稻麦复种制作为 "二熟制" 的形成在客观上准备了条件。现有关于稻麦复种制作为 "稻麦二熟制" 的最明确的记载首见于唐代云南地区。[22]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麦复种则始见于南宋陈旉《农书》。其文：“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23]徐经孙《秀岩》诗中的“早田得雨秋耕遍”，[24]也可能与稻麦复种有关，秋耕是为种麦等作准备。这是早稻收获之后用稻田种麦的情况，当时也有二麦收割后再用麦田种晚稻的记载。绍兴初年，江东一带“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今已将毕，约于六月终周遍。”[25]杨万里在途经江山（属浙东）道中也看到“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26]的稻麦复种景象。乾道年间，浙东台州也有“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27]的记载。淮南地区也出现了麦地种稻，稻田种麦的记载。陈造《田家谣》提到：“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28]当时“土豪大姓、诸色人就耕淮南，开垦荒闲田地归官庄者，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29]据此，江淮流域在宋代已出现稻麦复种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宋代南方作为 "江南" 的稻麦复种是否成为一种种植制度？它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作为 "二熟制" 。宋人笔下有关“刈麦栽禾”的描述并不能全部看成是稻麦复种，因为复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一年之内；二是在同一块田地之中。根据这两条硬性标准，我以为历史上许多有关“稻麦二熟”或“一岁二熟”都很难说是稻麦复种，因为它们可能发生在同一地区不同的田块上，古人所说的稻麦二熟是从收成上来说的，说农民一年中有二次收成，比如东田夏收有麦；西田秋成有稻。而实际上是东田不干西田，稻麦并不构成轮作复种。甚至像《吴郡图经续记》所载的“刈麦种禾”也仅仅是农事安排上的衔接，并非土地利用上的衔接。原文在“刈麦种禾”之后，提到“农夫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30] “刈麦种禾”，也应视为“择其土之所宜”，因地种植的结果。即使象真德秀所说的：“今禾既登场，所至告稔，拜神之赐渥矣。乃季秋以来，雨不时至，高田之麦欲种而无水以耕，下田之麦，已种而无水以溉。此农人之所甚忧。”[31]也很难说“都是在水稻收获后复种的”。[32]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麦一定是种在原来的稻田之中，而之所以在收稻之后种麦，是因为麦的播种期是在稻收之后，即仲秋到初冬这段时间，在此之前，即使田地中没有别的作物，也不会将麦种上，因为过早出苗容易遭受后期的低温影响。

这种猜想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就像北方以旱作为主，同时也存在水稻种植一样，南方虽然是以水田为主，但南方并非只有水田。南方地形多样，有山有水，高低错落，为因地制宜种植稻、麦等各种农作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结果是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是有田又有地，或者是半田半地。在南方人的观念中，田和地是有区别的。田，指的是水田；地，指的是旱地。作田、整地是两种不同的作业。在分析宋代的情况以前，我先说一点个人的经验。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镇，和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也有小麦种植，只不过小麦仅种于旱地上，而非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中。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稻田不存在复种制，实际上在水稻收获之后，也会种植一些黄豆或荞麦之类的作物。据说邻近的一些县乡，也有在稻田中种麦的情况，但仅限于高田。70年代以后，我的家乡已不见有麦子种植，稻麦复种更无从说起。

宋代虽然在南方广泛地推广种麦，但并不是在南方的稻田上推广种麦，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稻的地方推广种麦。这就像在江北诸州推广种稻时，并不是在麦田中种稻，而只是如《宋史·食货志》所云“令就水广种秔稻”一样。这在宋人的许多劝农文中都写得清楚明白。韩元吉《建宁府劝农文》：“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33]朱熹作为 "朱熹" 《劝农文》：“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34]真德秀《再守泉州劝农文》：“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此便是因地之利”。[35]黄震在江西抚州任上时，也劝百姓利用山坡高地种麦。[36]前引元人危太朴的诗也证明抚州的麦子系种于高田之上，所以说：“幸有高亢田，种麦给群需”。

因地种植的结果，使南方出现了“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37]的景象，于是在春日里人们便看到：“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垅离离大麦黄”[38]；“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39]最典型的旱地农业和水田农业交错出现的景观要数荆门军。“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亩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栽菜，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40]邻近的襄阳府也是“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41]高原种麦，大泽种稻，泾渭分明。宋代诗文中大量出现的“陂稻”、“陇（垅、垄）麦”的说法，正是这种土地分工利用的反映。

北魏时有一首民歌：“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意思是说，在水分不足的高田上种麦子，没有好的收成。但这只是北方的情况，各种迹象表明，宋代南方麦作主要分布于山地或坡地，即所谓“高田”。宋朝政府劝南方地区种麦，也主要是针对高田来而言，如朱熹就要求稻收之后，“人户速将所收禾谷，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干，并力耕垦。其高田堪种麦处，即仰一面种麦；其水田不堪种麦处，亦仰趂早耕翻，多著遍数，务要均熟，庶得久远，耐旱宜禾。”[42]并未强调所有稻田都应种麦，而仅指所谓“高田”。宋人的诗文中也多是将麦与山或山坡联系在一起。如，苏东坡的“破甑蒸山麦”[43]；杨万里的“山麦掀髯翠拂天”[44]；苏辙的“山上麦熟可作醪”[45]；陆游的“山村处处晴收麦”[46]、“又见山坡下麦忙”，[47]在题为“山家暮春”的诗中也有“新麦已磨镰”的诗句。戴复古的“梯山畦麦秀”。[48]陈旉《农书》也说可种蔬茹、麻、麦、粟、豆的地方是“欹斜坡阤之处”。而“山有宿麦，海无飓风”[49]更是人们的理想。“小麦”和“麦地”一类的字眼，也多见于《山家》和《山居》这样的一些诗题中。[50]这一切表明两宋时期南方麦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山坡来实现的。

在山坡上种麦的同时，山坡底下可能就种稻。对于一些既有山坡地，又有山下田的农民来说，他可以在收完山坡地上的麦子之后，又赶着去山下插秧。于是人们才会在看到“小麦连湖熟”的同时，看到“妇姑插秧归”。[51]元人戴表元也有诗描写兄弟二人同时在不同的两块田中进行收麦移秧的情形：“伯收东冈麦，仲移西塍秧”。[52]这就是所谓的“割麦栽禾”，等到秋收之后，他在一年之内所获的收成就是所谓“稻麦两熟”，即夏熟的麦子和秋收的稻子。但“东冈麦”和“西塍秧”并不构成复种关系。

稻麦在南方的并存有时会在农事活动上产生重合，这种重合有时被误以为是稻麦复种，但稻麦复种必须是时间和土地利用上的连续，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先收麦，再整地，再插秧；稻收之后，再整地，再种麦。而从苏轼的“插秧未遍麦已秋”，[53]到洪适“冬耕春复犁，麦秀禾方插”，[54]从张舜民的“麦秋正急又秧禾”，[55]再到杨万里的“插秧收麦喜村村”[56]的诗句来看，当时收麦和插秧并非两项在时间上衔接的作业，而是同时进行的，甚至是先插秧后收麦，显然稻麦并非在同一块田地中的轮作复种。这种情况在元代诗人刘诜（1268～1350）的一首描写江南农夫插秧的诗中最能说明问题：“五更负秧栽南田，黄昏刈麦渡东船。我家麦田硬如石，他家秧田青如烟。”[57]这里的插秧和收麦显然不是在同一块田中先后衔接的两个过程。

宋代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时间一般是从夏初（即阴历四月）开始，如果要实行稻麦复种的话，则此时麦必须收割完毕，而且麦田要经过重新整地灌水。但从范成大《四月十日出郊》[58]和陆游的《初夏道中》[59]等诗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初夏时节，农民正忙于稻田插秧，而此时的麦还正在黄熟，并无收割，更谈不上整地。这种情况一直可以持续到五月，“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水稻移栽的五月时节，天气还有些寒意，麦子还正在孕穗结实，显然也不是在麦收之后，才进行水稻移栽。洪适“饭牛亭”诗中所说的“冬耕春复犁，麦秀禾方插”[60]也属于这种情况。“冬耕春复犁”，系指稻田在收获之后，要经过冬耕和春耕两次整地，显然，稻田中是没有麦子的；“麦秀禾方插”，是指在麦子孕穗时，才进行水稻移栽。此处的“麦秀”仅是一种物候，它指示着农人要去插秧了，而并非稻麦复种。如果是稻麦复种的话，则此处的诗句应该改为“麦收禾又插”。即便是有些地方在四月份麦子已经收获，也不能肯定水稻移栽是在收获后的麦田上，从陆游《五月一日作》“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61]的顺序来看，是分秧在前，麦收在后。同样的情况还有杨万里的《夏日杂兴》“金陵六月晓犹寒……插秧收麦喜村村。”[62]就算是麦收在前，分秧在后，也难以说它们就发生在同一块地中，如“麦苗黄熟稻苗青，饷妇耘夫笑语声”。[63]

曾幾途中二首：“鵓鳩晴雨報人知，更問農家底事宜。村落泥乾收麥地，稻田水滿插秧時。小麥青青大麥黄，新蠶滿箔稻移秧。綠陰馬倦休亭午，芳草牛閑臥夕陽。”[64]

方回《過石門》诗中也提到：“麥田下種稻田乾，秋盡江南亦未寒。水凈風微船牽慢，蓴花蕰草盡堪看。”[65]

又据朱熹所言，二麦和早稻的收获期相隔不过四、五十日。[66]显然，二麦和早稻是被分别种植在不同的地方，它们之间不存在复种关系。否则的话，在麦子收割之后，经过整地、移秧，再到稻子成熟、收割，四、五十天的功夫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另外，稻麦复种除了要求麦收之后种稻之外，还要求在收稻之后种麦。收稻种麦的季节一般都是在秋天。而从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八篇目次序的安排来看，先有“种麦”诗，后有“秋获后即事”诗，[67]也意味着种麦是在稻收获之前，显然麦不可能是种在稻田中。因为此时，稻子尚未收获。又从方回的诗“麦田下种稻田干，秋尽江南亦未寒”[68]来看，麦子下种时，稻田中的积水已经干涸，但稻子尚未收获。在稻子尚未收获之前，一切耕种活动都可能与稻田无关，而只能是在稻田以外的田地中进行的。罗愿的《鄂州劝农》也属于此种情况：“七月芟草，烧治荒田。大麦小麦，上戊社前。禾欲上场，九月涂仓。”[69]种麦的田需在七月芟草烧治，显然不是稻田，而是荒田，而且大麦小麦都须在上戊社前播种完毕，而此时稻尚未收割，还处在“欲上场”的分阶段。显然是稻麦异地而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许纶的《田家秋日词》中：“晚禾未割云样黄，荞麦花开雪能白，田家秋日胜春时，原隰高低分景色。……牧童、牧童罢吹笛，领牛下山急归吃，菜本未移麦未种，尔与耕牛闲未得。”[70]我们将首句与未句联系起来看，显然“耕牛未得闲”与“晚禾未割”无关，如果要实行稻麦复种的话，晚禾未割，耕牛正好可以闲暇。可能是耕牛还要在晚稻田以外的田地中忙活，所以才“未得闲”，因此，此处稻麦也不构成复种。它仅仅是构成了诗中所描绘的一幅画：“原隰高低分景色”。耕牛在原田上耕作，准备播种麦、菜，隰处未割的晚稻如黄云。与此意境完全相同的还有一首诗：“开塍放余水，经霜谷将实。更黎原上畴，坎麦亦云毕。老叟呼儿童，敲林收橡栗。乃知田家勤，卒岁无闲日”。[71]前两句表明，稻田中的水稻尚未成熟收割，后两句则是说，原上的田畴已耕毕，并种上了麦。显然麦不是种在收获后的稻田中。这里有必要对“原”字作一解释，“原”与“隰”相对，指高平之地，由于地势较高，易干，故宜麦而不宜稻，相反，隰则由于低湿，适宜种稻，一般又称之为田。

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在南方地区所出现的稻、麦两种作物，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复种的产物，而只是在不同地块上因地种植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不同的地块上种植才有可能在夏季出现先插秧再收麦，在秋季先种麦再收稻的景象。循着这种情形来看，宋代许多所谓“稻麦两熟”的记载，实际并不表示当时已实现了稻麦复种制。如，“熙宁四年（1071）大水，众田皆没，独长洲尤甚，昆山陈、新、顾、晏、淘、湛数家之圩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此亦筑岸之验。”[72]学者将其视为稻麦复种的记载。实际上，此处稻麦两熟也可以理解为由于圩堤高大，避免了水患，稻麦都有收成。又如，许多论者都将《吴郡图经续记》所载的“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视为苏州地区稻麦复种的最早确切记载，但“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也可以理解为仅是农事季节上的衔接，并非一定是土地利用上的衔接，即在刈过麦后的麦田中再去种稻（或插秧）。因为文献中接着提到水稻尚且有早晚多个品种，要求“农夫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稻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作物，更应因地制宜，宜麦种麦，宜稻种稻，而并非稻麦复种。还有乾道七年（1171）江浙一带的“麦已登场，稻亦下种”，[73]也只是说，当时天气晴好，两项农活均告完成，并非一定指稻麦复种。至于陆佃所说的“谪守海陵，逮麦禾之再熟”，，[74]则很可能是因为泰州地属淮南，原本多稻，而距淮北为近，复又宜麦，此处之再熟未必是稻麦复种之结果。同样，“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75]也不一定指的就是稻与菜、麦、麻豆的复种，而是指所有可以种植的土地都种上了作物，粳稻种于洼地，而菜、麦、麻、豆则种于荒地。从明清两代的情况来看，江南地区的麦子也仍然只种于高田，而所谓水田，则因“田中冬夏积水”，[76]显然是无法种麦。更不用说稻麦复种了。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解放以前。据调查，解放前松江县的小麦往往主要种在较高的旱地。在薛家埭等村，单季稻之后往往种绿肥（苜蓿），而不是小麦。[77]前面沿引朱熹的话，提到宋朝政府劝南方稻作地区种麦，也主要是针对宜麦的高田来而言，并未包括水田在内。

由于麦类对于高田旱地的特殊要求，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决定稻麦复种也主要存在于既种稻又复种麦的高田之上。曹勋的“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为山居时所作，[78]固然离不开山地。陈旉《农书》所载的用于稻麦复种的“早田”，以及徐经孙《秀岩》诗中的“得雨秋耕遍”的“早田”，也属于高田一类。高田易旱，为此，人们往往选择一些生育期较短，成熟较早的品种进行种植。所以有“高田种早”[79]的说法。占城稻也是为适应高田生产的需要而引进的。高田在秋季或以前即可收获，较其它稻田为早，所以又称为早田。又由于高田排水性好，收获过后可以用来种植麦菜蔬茹等旱地作物，于是便有了稻麦等多种形式的复种。这样看来，对于高田来说似乎是先有稻而后有麦，其实，正好相反。高田，原本只种麦、粟等旱地作物。[80]经过改造之后，有水源灌溉，方可种作为 "粳" 稻，[81]于是才有稻麦复种的可能。两宋时期，江西和两浙一带的农民都努力将山地和陆地“施用功力，开垦成水田”，如果是硗确之地，也把它垦辟成可以常植的田亩。两浙和江西抚州等地的地方官吏均曾一度对这种改造过的田亩增收亩税，[82]可见当时改良过的田亩为数之多。据南宋江西金溪人陆九渊的估计，当时荆门军的陆田如果在江东、西，80—90%都改为早田。[83]早田在收获之后，种上二麦等作物，便有了稻麦复种。表面上看来，稻麦复种的出现是麦作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是稻作向山上发展并试图取代麦作的结果。当高田旱地改为水田之后，易旱的特性还是使它有可能像沙漏一样翻转过来，在水稻因旱灾等因素歉收的情况下，重新种上二麦，以备灾荒，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宋代有关稻麦复种的确切记载都跟山田（或高田）有关，稻麦复种的普及程度取决于稻麦在山区的发展程度，那么，高田早稻在收获之后是否都种上二麦？平原稻田是否真的就与二麦无缘？这是考察稻麦复种是否普及的关键。下面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稻麦复种的存在必然会对农事安排产生影响，其是否普遍还可以从其它的一些农事活动中得到反映。冬麦在秋季播种，则必须在夏季整地，即阴历五、六月份。这也是古来成法。崔寔曰：“五月、六月菑麦田也。”《齐民要术》载：“大、小麦，皆须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种者，其收倍薄。”元人《劝农文》也说：“二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犁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84]这些都是北方传统小麦栽培制度下的麦田整地。尽管它很重要，并且影响到麦子的产量，但是在南方稻麦复种的情况下，要在五、六月份菑田暵地是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正是水稻生长的旺季。稻麦复种制下的麦田整地最早只能发生在秋季。如果稻麦复种普遍的话必然会在秋耕上得到反映。因为稻收之后必须经过整地才进入播种程序，冬麦多在秋季播种，江南地区冬麦的播种期可以适当推迟到初冬，但整地也必须在争取在秋季完成。可是，笔者在检索有关秋耕的资料时，却发现宋代有关秋耕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利用网络对宋诗进行粗略的检索，发现只有2首提到秋耕。[85]《四库全书》宋人文集中也只有3处提到秋耕。且这仅有的几处秋耕是否为种麦做准备还难断定。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稻麦复种之不普遍。从陆游的一些诗作来看，当时农家虽然在秋季已有耕地的准备，但也需要等待晚秋或入冬天气转寒以后才进行耕地，甚至有的由于缺乏耕牛，到仲冬尚在备耕。[86]

当然种麦甚易，“鋤塊而作孔亦可種，犂地而撒子亦可種”[87]。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江南地区种麦也有简便的办法，秋收之后，不经翻耕，便直接通过打“潭子”的穴播办法完成播种，这也可能导致秋耕的缺失。但无论是整地再播，还是打穴直播，麦播下之后都会对后续的农事活动产生影响。苏辙有诗曰：“一冬免锄犁，二麦盈瓮盎”，[88]意思是说麦子在秋季播种之后，整个冬天也不用整地中耕了，到时自然会有满满的收成。如果秋收之后的稻田都种上了麦子的话，那么，冬季就应该是相对有闲的时期，可是，宋代南方各地广泛地存在冬耕。仅陆游《剑南诗稿》中提到冬耕的就不下16处（参见表２）。

诗句	诗题	出处
郊极目冬耕遍，小妇篸花晚饷归	《丰城村落小憩》	卷12
鉏犁满野及冬耕，时听儿童叱犊声	《初冬》	卷13
稻垄受犁寒欲遍	《初冬出扁门归湖上》	卷15
一醉又驱黄犊出，冬晴正要饱耕犁。	《今年立冬后菊方盛开小饮》	卷25
赖有东皋堪事力，比邻相唤事冬耕	《祠禄满不敢复请作口号》	卷38
乘暖冬耕无远近，小舟日晚载犁归	《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	卷41
暑耘日炙背，寒耕泥没脚；	《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	卷44
废寺僧寒多晏起，近村农惰阙冬耕	《新晴出门闲步》	卷44
相逢无别语，努力事冬耕	《雨后至近村》	卷48
乡邻无事冬耕罢	《晚晴闲步邻曲间有赋》	卷49
霜清枫叶照溪赤，风起寒鸦半天黑。鱼陂车水人竭作，麦垄翻泥牛尽力	《记老农语》	卷55
冰开地沮洳，云破日曈昽。鸿入青冥际，草生残烧中。方欣毕公税，已复始农功。稻垄牛行处，泥翻夕照红	《雪后》	卷56
十月东吴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图	《书喜》	卷60
却媿邻家常作苦，探租黄犊待寒耕	《初秋即事》	卷72
苍头租犊待冬耕	《仲冬书事》	卷73
我不如老农，占地亩一锺。东作虽有时，力耕在兹冬	《农圃歌》	卷85

冬耕的存在说明冬季田间无麦，这显然不是稻麦复种下所应有的现象；同时冬耕也不是为了种麦做准备，因为冬耕之后再种上麦子，在季节上已来不及了。冬耕，甚至是秋耕，只是为了明年种稻。对此，朱熹说得非常明确：“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耙，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89]

从耕地技术及其相关措施上也能反映出整地的意图。假使收稻之后种麦，必须首先排干稻田中的积水。可是在宋代许多地方在水稻秋收之后，不是排干稻田中的积水，而是反其道而用之，配合冬耕，进行冬灌，将水引入稻田，使之成为冬水田。冬灌可以使田中结冰，消灭害虫和杂草，同时改良土壤结构，为作物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一些地方，冬季蓄水还可以防止春季干旱。所以乾道六年（1170）六月二十七日户部尚书曾怀言提到：“或有丰熟去处，收割禾稻了，当却开㙭围岸，放水入田。”并鼓励检举，对不履行号令，瞒昧官司之人，进行惩处。[90]无庸置疑，在浸水的条件下种麦是无法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珠江流域都有冬季田间蓄水这一做法，只不过各地有不同的称呼。[91]冬水田的广泛存在也表明稻麦复种并不普遍。

有冬耕和冬水田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冬麦，自然谈不上是轮作复种。即使没有冬耕和冬水田，也不见得就已在稻田中种麦。淳熙七年十二月中旬朱熹在对南康军（今属江西省）管辖下的三县（建昌、星子、都昌）所作的调查中，发现“除种麦田地外，尚有未犁田地去处稍多”，这些未翻耕的土地和一些虽已翻耕但尚未上粪的土地一道，并不是用来种麦的，而是准备“来春布种”水稻的。[92]由此可见，在朱熹管辖下的三县种麦不多，稻麦复种就更为有限。

麦作的不普遍还可以从春耕上得到反映。朱熹《劝农文》：“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再耕，名曰：耖田。”春耕是水稻播种前最后的一道整地工序，即便是有些地方因劳力和畜力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行冬耕，春耕也是必须的。春耕是对冬季“尚有未犁田地去处”的一种“补课”。春耕必须在田无宿麦的情况下进行，但如果稻田里都种上了麦子，那么春耕没有必要，也难以进行，因为麦子必须等到夏初才能收获。明清时期，在稻麦复种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就因“田有宿麦，遂废春耕”。[93]但在宋代由于稻麦复种尚不普遍，春耕比较常见。宋人文集中检索到的春耕达193次之多，远多于秋耕和冬耕，仅宋诗中提到春耕的诗有66首

时间	地区	作者	诗文	题目	出处
	木末（南京？）	王安石	割尽黄云稻正青	《木末》	《临川先生文集》卷27
五月	黄州	王安石	割尽黄云稻正青	《壬戌五月与和叔同游齐安》	《临川先生文集》卷29
五月	不详	欧阳修	大雨虽滂沛，隔辙分晴阴……宿麦已登实，新禾未抽秧	《喜雨》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
	苏州	朱长文	刈麦种禾，一岁再熟		《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泰州	陆佃	谪守海陵，逮麦禾之再熟	《海州到任谢二府启》	《陶山集》卷13
	苏州	范成大	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早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	《刈麦行》	《石湖居士诗集》卷11
五月	苏州	范成大	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	《四时田园兴十二绝》	《石湖居士诗集》卷27
四至五月	鄂州	罗愿	蚕沙麦种，四月收贮……月建在午（五月），秧苗入土。	《鄂州劝农》	《罗鄂州小集》卷1
四至五月	抚州	黄震	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	《咸淳八年中秋劝种麦文》	《黄氏日钞》卷78
	湖州	虞俦	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	《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	《尊白堂集》卷1
	吴中	吴泳	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	《隆兴府劝农文》	《鹤林集》卷39
		方岳	含风宿麦青相接，剌水柔秧绿未齐	《农谣》	《秋崖集》卷2
		陆游	稻未分秧麦已秋，豚蹄不用祝瓯窭	《初夏》	《剑南诗稿》卷32，第505页
五月	山阴	陆游	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	《五月一日作》	《剑南诗稿》卷27，第440页
六月	金陵	杨万里	九郡报来都雨足，插秧收麦喜村村	《夏日杂兴》	《诚斋集》卷31
		曹冠	雨余干鹊报新晴，晓风清。……麦垅黄云堆万顷，收刈处，有人耕。	《燕喜词，江神子·南园》	《御选历代诗余》卷46